汉奸没有好下场!转基因汉奸也一样!
2018-03-11 18:35: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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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“精日”分子的八位前辈最后都是什么下场?

文| 鬼子六(历史研习社社员)

​中国有“精日”分子的事,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
虽说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。穿着侵华日军的行头,在抗日英烈用生命守护过的地方公然挑衅,这种出头鸟该打就是要打,该警示就是要警示。

很多人吐槽,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“卖国贼” “汉奸” “精日”,从来没断过。

但历史也告诉过我们,对于屈膝投降的“汉奸” “卖国贼”,我们从来不手软。无论是当年的国民党军统,还是后来的新中国政府,对于“汉奸”的惩处立场一致,绝不姑息。

今天,我们就梳理下当年的八大“汉奸”下场如何。

一、王克敏:北洋军阀的财神爷

王克敏在汉奸界颇有声望。

汉奸头子汪精卫1940年才下水,而王克敏1937年就做起了汉奸。他原籍中国浙江杭县(今余杭),生于广东,清末拿到举人的身份。当这个资历混中国官场没什么前途,他索性到法国旅游,结交了一堆金融大亨,成为联系法国金融界的关键人物。

回国后,王克敏的这种人生投资很快收获了成效,袁世凯、王士珍、曹锟当政,都让王克敏掌控财政部,同时兼任中国银行总裁和盐务署的督办,真是北洋政府名副其实的“钱袋子”。王克敏长期混迹于北方政坛,或虚或实的官职捞了不少,但终归不是头面人物。

1937年,全面抗战爆发后,日本人就想着在华北沦陷区建立伪政权,本来是没王克敏什么事儿的。谁料想原定的吴佩孚、曹汝霖、靳云鹏都不愿意当汉奸头子,而王克敏则来者不拒,欣然接受了领衔组建汉奸政府的提议。日本人都吃了一惊,王克敏资历不够,哪能当“汉奸头子”,一时也是骑虎难下,只能让他作为实际负责人,做不了“领袖”。

1937年12月14日,王克敏等一群汉奸,在北平成立“临时政府”,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“新民会”会长、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、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、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等职。

下场:抗日战争胜利后,以汉奸罪被逮捕。1945年12月25日在狱中畏罪自杀。

二、陈璧君:夫唱妇随的女汉奸

陈璧君的事儿讲起来让人唏嘘。她本是汪精卫的老婆,和汪精卫两个人本来是人人敬仰的一对革命情侣,没想到后来成了一对“汉奸夫妻”。

陈璧君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(今槟城),祖籍广东新会。1907年,认识了风华正茂的革命青年汪精卫,双双入了同盟会。后来,不仅随汪精卫到日本留学,还陪伴自己丈夫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。1912年5月,满清被退推翻,这对革命儿女正式宣布结婚。讲到这里,这两口子的故事真是可歌可泣的革命青年的典范。

抗战后,画风就完全变了。

汪精卫受不了在国民党内被蒋介石排挤,一怒之下发了“艳电”当了汉奸。陈璧君对老公一向支持,这回也跟着汪精卫一起组建伪政府,叛国投敌,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。为了取媚于日本,她甚至抛出观点说“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” “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”。

下场:抗日战争胜利后,陈璧君于1945年9月12日被国民政府逮捕,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,终身监禁。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放过她,继续关押。1959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监狱医院,年69岁。

三、李士群:一再反骨的特工王

李士群号称汪伪政府的特工王,他建立起直属日本特高课管的“76号”特务组织,专门针对国民党“军统”的“锄奸队”。

李士群1905年生,浙江遂昌人。他早年也是一名上海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,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革命失败后,曾留学苏联,肄业于东方大学,也属于重点培养的骨干人员。1928年回国,以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。

只可惜,他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,忍受不了酷刑逼供,自首叛变。国民党一看抓到一条大鱼,就将他收编为情报人员,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李士群一看风向不对,又叛变了国民党,投靠日本人。1938年逃至香港,投靠日本人,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,拉起了直属日本特高课管的“76号”特务组织。跟“军统”的“锄奸队”针锋相对,轰轰烈类在上海滩搞对抗。

电视剧中的特高课

李士群把国民党军统上海区的整个组织都破获掉,让戴笠对李士群愤恨至极,却又无可奈何。李士群一度担任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、警政部部长、江苏省主席,可谓权势滔天。就连汪精卫、周佛海都对他忌惮三分。

下场:1943年9月11日,李士群因为汪伪高层与日本宪兵的矛盾,而被特高课毒死。

四、殷汝耕: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代表

殷汝耕也是浙江人。从资历上说,他早年曾加入“同盟会”,跟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,属于同盟会元老级的人物。1904年曾到日本留学,娶了个日本女子为妻,一直在国民党党内担任与日本军政界联络员的角色。

蒋介石得势后,殷汝耕投靠蒋介石。蒋介石去日本东京,经常带着殷汝耕作为随从翻译。1933年,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,矛头从东北直指华北平原。

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,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《塘沽协定》,基本满足日军进占华北省市的要求。

殷汝耕不顾自己国民党政要的身份,一心想要投靠日本人当“汉奸”。1935年11月,殷汝耕在通州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,成立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,公开打出其叛国“自治的旗号,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。

汪伪政权成立后,殷汝耕担任伪“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”、伪“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”、伪“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”等职。

下场:1945年日军投降后,殷汝耕被空运押解到南京,以叛国罪被处死刑。

五、梁鸿志:世家出身的文化汉奸

梁鸿志出身官宦世家。他是清末两江总督梁章钜的曾孙,他们家在福州也属于名声显赫的大家族,没想到出了个大汉奸。

梁鸿志自身很有学问,曾入京师大学堂学习。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《四夷朝贡图》,就是梁鸿志发掘出来的。他也因此慧眼识宝,把这幅图卖给日本人大赚30万银元,拿去投资房地产。梁鸿志一直有官瘾,在民国政坛不断投机,以文采担任国务院秘书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,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,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,并担任伪行政院长,踏入了汉奸的路。汪伪政府成立后,他出任监察院院长,但一直被日本人监视。

下场:1945年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,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。

六、周佛海:离奇曲折的叛徒生涯

周佛海的一生颇为传奇,即使在传奇辈出的民国时代,他的经历都不会辱没“传奇”二字。

1897年出生的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,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。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,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那次开天辟地的会议,他就是参与人之一。本来,周佛海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高,他可是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。

没想到,刚开完会他就叛变了。“一大”后,他脱党而去,成为蒋介石国民党里的一名大员。在抗战爆发后,还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。只可惜,叛变会上瘾。1938年,他跟随汪精卫叛蒋投日,成为汪伪政权的“股肱之臣”,纵览财政、警政大权、中央储备银行等大权,还培植特务组织。

就是这么一个罕见的“两党叛徒”,在抗战胜利后竟然没有被判处死刑。原因说起来,更是让人唏嘘不已。原来,他在1943年就秘密加入了戴笠统领的“军统”组织,成为了军统的一名高级间谍,又叛变回到了蒋介石阵营。

下场:1948年2月28日,被判无期徒刑的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。

七、陈公博:北大高才生的没落

陈公博祖籍福建,生于广州,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,也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。

1921年,中共“一大”召开,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。可惜,他跟周佛海一样,会一开完就开始不听中央指挥,公然搞起了分裂。1925年,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公博转投国民党阵营,受到汪精卫的赏识与器重,平步青云。抗战爆发后,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,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。1944年,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。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,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。

下场:抗战胜利后,本来逃亡日本的陈公博被押解回国,以“通敌谋国,图谋反抗本国,处死刑。”陈公博尸体拉回上海埋葬,不敢立墓碑。

八、汪精卫:革命志士的一步踏空

汪精卫本名汪兆铭,他的事情稍微对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。他本来是国民革命涌现的一名青年代表,曾获得番禺县试第一名,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,赴日留学。

汪精卫是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,一直追随着孙中山,曾被认为是孙中山的“接班人”,党内地位很高。只可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,逐渐失势,屈居蒋介石身后为国民党内的“二号人物”。

汪精卫不甘心斗争失败,就在抗战爆发后,决定投靠日本人与蒋介石决裂。本来作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对手,还能获得一些人的同情,一旦迈上了汉奸投敌的路。任凭汪精卫如何英俊潇洒、遭受多少委屈,都全部清零,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。

国民党内的高层对汪精卫颇多非议,陈立夫就直截了当说汪精卫“书生难成大事”。就连汪精卫身边的死忠陈公博,也对汪精卫的性格看不上,汪精卫一遇到困难就躲,一躲就想逃避出国,扛不了事儿。

下场:1944年11月,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,终年62岁。

多看看历史吧!那些“精日”分子的前辈,民国时代的“汉奸”们要么被以“叛国罪”处死,要么被日本主子毒死,要么莫名其妙暴毙而亡,死后连个墓碑都不敢立,有什么好下场?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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